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推动钢铁行业绿色发展

（原标题：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推动钢铁行业绿色发展）

目前钢铁行业景气回升主要归功于过剩产能的有效出清，而非钢铁需求再次出现趋势性增长所致。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度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钢铁消费规模在未来10至20年里可能呈平台波动走势。

虽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但是，我国发展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发展的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都很大，在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过程中，为钢铁产业提供了新机遇，创造新需求。

无论从钢铁工业绿色发展还是改善产能布局的角度来讲，建设发展短流程炼钢十分必要。但是，应严防由于电炉产能一哄而上，导致钢铁产能再次陷入过剩的怪圈。在不新增产能的前提下，以产能置换的方式，鼓励京津冀地区长流程产能退出，在华南、西南等地区适度建设电炉钢产能。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我国经济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钢铁工业面临着产业结构与市场竞争需求不适应、绿色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需求不适应的矛盾。钢铁工业发展既面临机遇又充满挑战。

环保是钢铁工业最紧迫的问题

钢铁工业是国民经济重要基础产业，2016年中国粗钢产量达到8.08亿吨，国产钢材市场占有率超过99%，基本满足了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钢材的需求，为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增长提供了重要保障。

近年来，钢铁工业技术不断进步，节能减排指标有了大幅改善。2015年重点大中型企业吨钢二氧化硫排放量0.85千克，吨钢烟粉尘排放量0.81千克，分别比2010年下降48%和32%。但由于总体规模大，导致能耗总量高、污染物排放总量大。2015年环境统计年报显示，钢铁工业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排放量分别为173.6 万吨、104.3 万吨、357.2 万吨，占重点调查工业企业排放量的比例分别为12.4%、9.6%、32.2%。

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体现出环境保护是重要的民生问题、社会问题。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因此，不论是近期还是远期，环保已成为钢铁工业与社会和谐发展面临的最紧迫、最严峻的问题。

蓝天保卫战考验钢厂实力

2017 年是《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第一阶段目标的收官之年，为全力做好2017年至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完成2017年北京市PM2.5年均浓度达到60微克/立方米左右等目标任务，环保部、发改委等部委出台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其中明确规定：在采暖季期间，钢铁焦化铸造行业实施部分错峰生产。“2+26”城市要实施钢铁企业分类管理，按照污染排放绩效水平制定错峰限停产方案。

按照方案规定，石家庄、唐山、邯郸、安阳等重点城市，采暖季钢铁产能限产50%，焦化企业出焦时间均延长至36小时以上，位于城市建成区的焦化企业要延长至48小时以上。据不完全统计，冬季错峰生产涉及上百家钢厂、高炉产能超过3亿吨。按照一厂一策原则，各家钢厂限产幅度在20%至80%不等，限产预计减少生铁产量3800万吨，约占全国同期产量的12%。冬季限产一方面对钢材市场供应产生较大波动，另一方面，高炉生产工艺特点要求长期连续稳定生产，历时数月的限产对钢厂的设备安全维护和生产经营成本造成巨大压力。鉴于蓝天保卫战是一场长期艰巨的战役，冬季限产可能常态化，这无疑将使某些环保欠账大且实力较弱的钢厂经受不住考验，不得不退出市场。

排污制度变革推动环保升级

2017年7月，环保部发布《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钢铁工业》，含有烧结、球团、炼铁、炼钢及轧钢等生产工序的排污单位，包括独立轧钢企业、独立球团企业，均需要进行排污许可证的申领。根据规定，京津冀“2+26”城市、长三角、珠三角区域于2017年年底前完成许可证的申领，其他地区钢铁企业应于2018年年底前完成申领。

排污许可证制度的出台，是党中央、国务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环保制度的重大变革。通过向企业核发排污许可证，对企业固定污染源实施全过程管理和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实现精细化、信息化、系统化、科学化、法制化管理。

以前排污许可监管粗放，在总量控制、排污收费、环境监测等方面存在很多漏洞，有的钢厂不重视环保，通过违规排污降低环保成本，以所谓的“成本优势”与合规达标企业进行竞争，劣币驱逐良币。新制度要求钢厂对排污自行监测、自行记录和自行报告，并向环保部门提供更多的原始资料，包括设施管理情况、设施日常运行情况、生产数据、监测数据等，形成月度、季度和年度报告并提交。如果企业未能满足许可要求，将面临按日连续处罚、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停业、关闭等惩罚。排污许可证的精细化管理特点将大大压缩违规排污企业生存空间，进一步促进市场公平竞争，提高企业环保治理的积极性，对于钢铁全行业实现绿色转型发展有重要意义。

此外，钢铁排放标准将进一步提高。就在新的钢铁行业排放标准于2015年执行两年后，环保部又于2017年6月发布关于《钢铁烧结、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修改单(征求意见稿)，对排放标准大幅度收严。为达到严格的排放标准，企业必须进行环保设备升级改造，据测算，全行业需投资超过500亿元，生产吨烧结矿的环保成本为10元至15元。

短流程炼钢是重要抓手

如果说通过加大环保技术升级力度，是钢铁工业强化污染物排放控制的主要措施的话，那么发展短流程炼钢工艺则是一条事半功倍的技术路线。

钢铁生产主要分为长流程和短流程两大生产工艺流程。短流程炼钢是电弧炉与连铸—连轧相结合的紧凑型生产流程。由于利用废钢替代生铁原料，短流程炼钢减少了焦化、烧结和炼铁的过程，不仅减少了能源消耗，也大大降低了废气、废水、废渣的排放。与用铁矿石生产钢铁的长流程工艺相比，用废钢生产1 吨钢可节约1.6 吨的铁矿石、0.4 吨的焦炭和1 吨左右的原煤，并且还减少了1.6吨二氧化碳和3吨固体废物的排放。

短流程炼钢是世界普遍采用的钢铁生产工艺，电炉钢占钢产量的占比世界平均为44%，美国为63%，欧洲为40%左右，日本和韩国在30%左右，而我国目前电炉钢仅占钢产量的7%左右。我国电炉钢比例过低的最主要原因是废钢资源不足，无法支撑电炉钢发展。可喜的是，我国已告别废钢短缺，尤其是全面取缔地条钢已使废钢资源颇显充裕，大规模应用废钢时期已经到来。

折旧废钢是废钢的主要来源，主要产生于各种报废的建筑结构、机械设备、汽车、舰船等。一个国家的折旧废钢产生量的多少主要由钢铁积蓄量和报废周期所决定。随着钢铁蓄积量的不断增长，折旧废钢资源量逐渐增多。截至2016年末，我国钢铁积蓄量已达到80亿吨，废钢资源产生量已超过1.6亿吨。预计到2020年，我国钢铁积蓄量将达到100亿吨，废钢资源产生量为2亿吨，到2030年废钢资源产生量将达3亿吨以上。我国已进入废钢供应快速增长时期，完全具备了发展短流程炼钢的物质基础。

初步估算，如果用2亿吨电炉钢替代长流程炼钢，可节约4000多万吨标准煤，减少43万吨二氧化硫排放，此外还将减少水资源用量和固体废物的排放。发展短流程炼钢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对钢铁工业绿色发展、美丽中国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发展短流程炼钢需要政策支持

虽然短流程炼钢发展具备了天时地利等条件，但是还需要政策扶持。国家对利用绿色资源废钢铁炼钢和短流程炼钢政策措施有待进一步强化。

短流程炼钢省去了能耗高、污染高的炼焦、烧结和高炉炼铁工序，比长流程节能约60%，但吨钢电耗却是长流程的3至4倍。按峰谷平均0.72元/kWh计，短流程吨钢电费比长流程高160元至300元。我国工业用电价格在世界属于较高水平，过高的电价高导致电炉炼钢缺乏成本优势，制约了短流程炼钢工艺的推广应用。

除了电价偏高外，相关政策对短流程炼钢也有限制。现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规定，30吨至100吨的电炉属限制类设备。工信部近年三批公告的规范准入炼钢电炉超过200座，合计炼钢产能1.5亿吨，其中100吨以上超高功率电炉产能占比为1/3，这意味着产能占比2/3的电炉都属于“限制类”。按国家发改委2016年底《关于运用价格手段促进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对钢铁行业限制类装置所属企业生产用电继续执行差别电价，在现行目录销售电价或市场交易电价基础上加价0.1元/kWh，并要求“各地可结合实际情况在上述规定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差别电价实施力度，提高加价标准”。这更加大了电炉钢生产成本。

长期以来，电力短缺是工业电价过高的主要原因，但是现在我国电力装机容量也已过剩。据中电联统计，2016年我国发电设备利用小时继2015年跌破4000小时后再降203小时，尤其是火电机组平均利用小时数已跌至197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鉴于电力供应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应适时调整对电炉炼钢的差别电价，并对短流程电炉企业放宽工业直购电准入。

加大废钢加工企业的税收优惠

影响短流程炼钢竞争力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废钢价格。目前废钢加工企业综合税负较高，导致废钢加工回收成本偏高，废钢与生铁相比缺乏价格优势，直接影响钢厂多吃废钢积极性。

经多方争取，2015年6月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财税[2015]78号文件，对作为炼钢炉料的废钢铁，自2015年7月1日起享受30%的退税。但这一优惠政策并未完全落地。据中国废钢铁应用协会对工信部《废钢铁加工行业准入条件》前四批151家企业进行专项调研，只有49家企业享受了退税政策，不到准入企业的1/3。加之没有减免企业所得税，与两头不开增值税票的散户相比，合规废钢加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造成大量废钢资源流向废钢加工散户，影响了废钢合理利用。对此，相关行业协会建议，炼钢所用废钢即征退税比例应恢复到70%，而且政策实施的准入企业覆盖范围至少应扩大到80%。此外，还可考虑减免合规企业所得税等优惠政策，促使废钢资源向优势加工企业集中，加快实现社会废钢铁资源的回收、拆解、加工、配送、利用一体化，为钢铁企业多用废钢节能减排搭建绿色通道。

坚持供给侧改革增加钢铁有效供给

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钢铁行业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

去产能取得显著成绩

进入21世纪以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拉动下，钢铁工业产能迅速扩张。2015年末粗钢产能达到11.3亿吨，而粗钢产量仅为8.04亿吨。产能严重过剩导致竞争加剧，钢材市场价格持续下跌时间长达四年半，跌幅为60%，出现了“钢价不如白菜价”的怪象。2015年大中型钢铁企业亏损645亿元，全行业陷入亏损境地。化解钢铁过剩产能是“十三五”时期钢铁工业结构性改革的第一要务，也是行业实现脱困发展的迫切需要和必然要求。

2016年2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提出在近年来淘汰落后钢铁产能的基础上，从2016年开始，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至1.5亿吨。2016年11月，工信部公布《钢铁工业调整升级规划》(2016-2020年)，进一步提出通过压减产能，2020年粗钢产能控制在10亿吨以内，产能利用率由2015年的70%提高到80%。

两年来，我国压缩炼钢产能1.2亿吨。此外，长期困扰钢铁产业的“地条钢”顽疾得到了彻底解决，截至今年上半年，共取缔“地条钢”企业730多家，产能1.4亿吨。随着钢铁产能过剩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产能利用率恢复到80%左右，钢材价格普遍从每吨2000元上涨至4000元左右，全行业一举扭亏为盈。2017年1至10月份，大中型钢铁企业销售利润率为4.4%。

控产能是一项长期工作

随着钢材利润回升，钢铁企业盈利大大改善，有的钢厂吨钢利润达到千元。丰厚的利润使一些地方和企业扩张产能的积极性再次高涨，地条钢伺机死灰复燃，重陷产能过剩的风险悄然升温，对此应予以高度重视。

应当清醒认识到，目前钢铁行业景气回升主要归功于过剩产能的有效出清，而非钢铁需求再次出现趋势性增长所致。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度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钢铁消费规模在未来10至20年里可能呈平台波动走势。

发达国家的钢铁生产消费经验表明，一国的钢材消费规模由上升至饱和再转降，取决该国经济发展状况和工业化进程。在工业化、城镇化中期，由于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重化工业加速发展，钢材需求强度大，钢材消费量增长速度高。随着两化的完成，基础设施逐渐完备，钢材消费强度较低的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迅速增高，钢材消费量的增长速度就会减缓乃至出现负增长，拖累钢铁产量下降。

美国、日本等钢铁大国后峰值时代的钢产量变化特点可供我们借鉴。两国于1973年粗钢产量达到最高值，但是在随后的30年里(1974年至2003年)，两国钢铁产量调整幅度差异较大。美国的钢产量总体呈下台阶走势。日本下台阶特征不显著，可视为呈区间波动。

虽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大规模高强度的城市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高潮已经过去，不可避免地导致建筑业等行业的钢材需求见顶并明显下降。但是，我国发展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发展的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都很大，在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过程中，为钢铁产业提供了新机遇，创造新需求。因此粗钢产量可能出现类似于日本的情形，不会出现大幅下降。乐观估计，在未来的5至10年里，中国的粗钢产量将在8至8.8亿吨平台区波动。但是，如果钢结构发展不及预期以及出口乏力，粗钢产量可能下滑至7.5亿吨以下，对此风险不可掉以轻心。

欧洲钢铁去产能的经验教训

上世纪70年代，欧洲钢铁市场开始饱和，此后陷入漫长痛苦的调整期。1974年欧共体(9个成员国)的粗钢产能为1.79亿吨，粗钢产量为1.56亿吨。受第一次石油危机冲击，欧共体粗钢产量从1974年的1.56亿吨降至1975年的1.26亿吨，降幅高达19%。

由于钢铁业就业人口庞大(直接有87万人，间接有200万人)，为了避免钢铁企业倒闭带来大量工人失业，加之政府和钢铁业仍对未来需求持乐观态度，因此西欧各国政府纷纷采取补贴等方式保护钢铁工业渡过难关。

但是产能过剩、需求恶化、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产品竞争力不强等因素，造成钢铁企业持续严重亏损。1980年欧共体正式宣布欧洲钢铁工业处于危机之中，同时采取了限制粗钢产量、规定最高总产量限额和最低价格等政策。这些政策一度使钢铁产业摆脱困境，但产能过剩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1991年，欧洲钢铁工业又一次遭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产能再度出现过剩局面。各国政府开始削减对钢铁产业的政策扶持和补贴力度，促使钢铁企业兼并重组和关闭过剩产能。到90年代末，在经过长达20年的调整后，欧洲钢铁业过剩产能才基本出清，产能利用率恢复到80%左右的合理水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去产能已取得显著成绩，但产能扩张压力犹存。

改善产能布局

我国钢铁产业长期存在产能区域不平衡问题。钢铁产能北重南轻，而钢材的消费南重北轻，每年数亿吨钢材由北方销往南方，既增加了物流运输成本，也加大了市场波动风险。

随着今年去产能推进和全面取缔地条钢，废钢供应充足，已引发新建电炉产能热潮。业内估计，今年新建电炉产能接近4000万吨，这些产能有的经过备案审批，有的是中频炉改建电炉，属于违法新建产能。

无论从钢铁工业绿色发展还是改善产能布局的角度来讲，建设发展短流程炼钢十分必要。但是，应严防由于电炉产能一哄而上，导致钢铁产能再次陷入过剩的怪圈。应妥善处理好发展电炉产能与控制总产能的关系，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在不新增产能的前提下，以产能置换的方式，鼓励京津冀地区长流程产能退出，在华南、西南等地区适度建设电炉钢产能。

工信部《关于做好部分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产能置换工作的通知》中提出，对钢铁、电解铝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鼓励各地积极探索实施政府引导、企业自愿、市场化运作的产能置换指标交易，工信部搭建全国产能置换指标供需信息平台，同时探索建立全国产能置换指标交易平台。

应加快推进产能置换指标供需信息平台和交易平台的建设，尤其要鼓励用电炉置换高炉-转炉产能和跨地区产能指标交易，以此推进钢铁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电炉钢比例)和布局优化(钢铁产能南增北减)，达到既改善产能布局，又充分利用废钢资源，减少能源消费和污染排放的多赢局面。

向高端化发展

我国钢铁工业已能基本满足各用钢行业的需求，但是同时部分关键品种还需进口。钢铁工业下游产业向高端化发展，对钢铁产品的性能、质量稳定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钢铁工业调整升级规划》(2016-2020年)提出，在化解过剩产能基础上，努力提升钢铁有效供给水平，产品质量稳定性和可靠性水平大幅提高，实现一批关键钢材品种有效供给，推进高技术船舶、海洋工程装备、先进轨道交通、电力、航空航天、机械等领域重大技术装备所需高端钢材品种的研发和产业化，力争每年突破3至4个关键品种，更好地满足高端装备制业对钢铁产品的需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钢铁工业在经历了高速发展阶段后，也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通过坚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致力于钢铁工业转型升级，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实现由钢铁大国向钢铁强国的凤凰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