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理性与情绪的交锋——初探出栏（宰后）均重与猪价关系）
主要结论
总体而言，生猪出栏(宰后)均重的变化是理性与情绪交锋的结果，一方面会受到现实猪价及边际成本的变化的引导，另一方面又会受到群体对猪价预期的推动。而当生猪出栏(宰后)均重连续上升或下降到一定程度后，又往往意味着形成猪价反向波动的势能，一旦预期兑现程度有限或出现意外冲击，又可能导致猪价向反方向快速波动。2 月份以来，猪价改善预期支撑压栏及二次育肥的行为，避免了行业进一步降均重，但从整体产能及供应预期来看，均重与猪价难以像 2022 年那样形成较大的趋势性波动，后期尤其应当关注二育出栏叠加产能恢复导致猪价再次探底的风险。
2018 年非瘟病毒传入中国以来，生猪养殖业一度受到巨大的冲击。在经历了几年的探索之后，国内养殖从业者已具备了足够的与非瘟共存的经验，生猪产能也从非瘟重创下恢复到以前的正常水平，但生猪价格的波动却留下了非瘟的印迹，即猪价波动周期变短、波动更加频繁。此外，生猪出栏(宰后)均重也表现出高波动的特性，生猪价格与生猪均重互为因果、相互推动，使得猪价波动变得越来越极端。
大多数时间猪价与均重走势趋同
生猪均重统计的是特定时间内供应到消费市场上的生猪的平均体重，比较粗略地反映出当前市场下可供消费的猪只的体型大小的分布情况。其作为一种质量型指标，相对于样本养殖单位的存栏量及出栏量等数量型指标来说，受到样本偏差的影响更小，更能反映总体的基本面貌。目前市场上的主要商业机构都对生猪均重有着较为连续的跟踪，但有的是从养殖端统计出栏生猪平均体重(即出栏均重)，有的是从屠宰端统计屠宰后的胴体均重(即宰后均重)。一般来说，生猪的出栏均重与宰后均重之间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系数，这个系数随着生猪体重的上升而略有增加，但整体变动幅度不是很大，因此，出栏均重和宰后均重大的趋势基本相同。基于上述原因，下文中如无特别强调，我们将合并使用出栏(宰后)均重这一概念。
从历史数据的回顾来看，生猪出栏(宰后)均重并不是保持在某一特定的水平，而是时间推移，与价格一样保持着较大的波动性。自 2019 年以来，生猪出栏(宰后)均重波动区间大致在 110-135 公斤/头(83-95 公斤/头)之间波动。由于居民最终消费的是猪肉而非活猪，最终可供消费的猪肉量为出栏头数*头均产肉量，因此，从单纯的供应角度理解，在同样的生猪出栏数量下，出栏均重(宰后)均重的不同，就可以导致猪肉供应出现 10%甚至 20%的波动。按正常思路理解，出栏(宰后)均重高，那意味着猪肉供应量亦可能处于高位，由此猪价应该承压处于较低位。但历史数据的走势显然并不支持这一推断：2019 年猪价自低位上涨，均重指标亦同步上涨；2020 年猪价高位波动，均重指标亦保持在较高水平(一季度受新冠疫情影响阶段性背离)；2021 年猪价前三季下跌为主，四季度先反弹再回落，而均重指标于一季度跟随猪价下行， 但二季度背离猪价而大幅反弹，三季重新跟随猪价下跌，四季度亦随着猪价先反弹后回落；2022 年，猪价与均重指标基本保持先下跌、后上涨，年末再回落的走势。因此，总体来看，生猪出栏(宰后)均重与生猪价格的走势大多数时间基本保持相同趋势，即出栏(宰后)均重上升的同时，猪价亦在上涨，均重下跌的同时，猪价亦在下跌。只有 2020 年一季度及 2021 年二季度是两次例外，猪价与均重出现过两次明显的背离。
利润最大化与投机性养殖
利润最大化下的选择
从养殖场(户)的生产经营角度来看，生猪可以看作是将饲料加工成猪肉的车间，最终育成的肉猪能够盈利在于肉猪的销售收入超出饲料投入成本之外，还能覆盖猪场折旧、人工、疫苗、兽药及水、电等辅料投入，并有剩余。在这个过程中，生猪每多长一公斤毛猪肉的售价即是边际收益，而每长一公斤毛猪肉额外带来的饲料、人工、水、电等变动成本投入构成了边际成本。一般来说，在生猪养殖过程，随着养殖时间的拉长、生猪体重的上升，额外每增重一公斤，所需要的投入饲料亦逐渐增加，这意味生猪生产的边际成本的上升。按照经典的经济学生产理论，最终要实现利润最大的目标要求边际成本等边际收益，即只要毛猪销售单价能够大于边际增重成本，生猪都可以继续养。但从现实操作来看，养殖场(户)出栏生猪的体重往往会综合多方面因素的考虑，最后是各方面的折衷。
对于大型的规模场来说，一般是自繁自养、连续生产，母猪存栏、配种计划、出栏计划是事先确定好的，延迟出栏或提前出栏可能会导致保育仔猪转育肥舍时育肥舍不足或过剩，从而降低产能利用效率。此外，由于屠宰场的屠宰线往往是针对行业主流体重设计，过大或过小体重猪会导致屠宰难度加大，而规模场往往会和屠宰企业有固定的合作关系，因而，保证出栏体重大致稳定在一定区间(通常在 110-130 公斤，亦称作标猪)就成为其维持连续经营的合理选择。
对于散养户或专业育肥场来说，一般不会自养母猪，而是采取外仔猪进行育肥，其养殖极具灵活性，可以跟随猪价进行调整。当前期购入仔猪成本较高时，养殖户会倾向于尽可能的养大体重的猪，以最大化的摊低仔猪成本，或者当期仔猪及肉猪价格均较高，但养殖户对未来猪价能否持高位缺少信心时，养殖户亦会拉长存栏肉猪的育肥时间，增加出栏体重，而非新购高价仔猪进行育肥以避免未来的确定性；当猪料比价过高时，养殖户也会尽可能延长养殖时间、增加出栏均重，以争取利润最大化。
对猪价与肥标猪价差的投机
由于猪价本身亦是波动，对于养殖户来说，如果看好后期猪价的走势，亦可能将选择将原本准备出栏生猪进行压栏，以养至更大的体重，或对于原本空置的养殖场来说，可以将其他规模养殖场出栏标猪或中猪(110-120 公斤或以下)的活猪购入继续养殖，即二次育肥。此外，由于消费者对猪肉的消费在不同季性下有不同的偏好，例如在冬季腌制腊肉期间，消费者更青睐体重较大、肥膘较厚的猪，而在夏季气温较高时，更喜欢体型适中、肥膘较少的猪，这就会导致大肥猪与标猪价差随着季节性呈现出较大的波动。在这种情况下，压栏(或二次育肥)可以博取三方面的利润：一是压栏(或二次育肥)开始时生猪实际体重在后期猪价上涨过程中的“库存”升值收益；二是压栏(或二次育肥)开始时到最后出栏之间新增体重的利润；三是肥标猪价差波动带来的额外收益。这类压栏(或二次育肥)的行为往往是期望获得短平快的收益，因而具有较强的投机性，且受情绪影响较大，当猪价上涨情绪浓厚时，容易大量涌入，一方面截留了即期标猪的供应，另一方面增加了未来出栏时供应量，这种供应的增加不仅是前期压栏(或二次育肥)数量的滞后供应，而且意味着头均产肉的增加。自非瘟之后，生猪养殖的疫情风险上升，二次育肥群体不断壮大，散户、调运商甚至中型规模场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已经成为影响猪价波动的一股重要力量。
2022 年 12 月以来，猪价连续下跌，生猪出栏(宰后)均重亦出现连续下降的趋势，到 2023 年 2 月， 猪价企稳反弹，生猪出栏(宰后)均重亦呈现企稳迹象。但相对于往年来看，生猪出栏(宰后)均重降幅有限，同比仍处于较高的水平。考虑到是在猪价低点达到 14-15 元/公斤区间，以育肥料入场价 3.8 元计算，猪料比价已经跌破 4:1，而根据生猪养殖规律，体重达到 120 公斤以上后，料肉比快速上升，120-130 公斤为例，料肉比达到 3.7 左右，考虑到人工、水、电等物料投入，继续拉长养殖时间、提高出栏均重基本没有经济效益可言。因此，出栏(宰后)均重在此位置没有继续下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行业预期支撑。这种预期来自于：节后随着猪价连续下跌，猪粮比跌至一级预警区间，冻猪肉收储政策重启，同时， 屠宰企业亦在 14 元附近加大分割品入库的力度，使得行业逐步形成 14 元即为本轮下跌周期的底部的共识， 而随着疫情防控的放开及政策层面更多关注刺激经济，后期猪肉消费预期回升，猪价将会受到消费提振而有逐步脱离底部上行。而从近期行业草根调研来看，二次育肥热情再度上升，个别规模场甚至反馈出栏标猪有 20-30%被二次育肥截流，由此可见市场短期可能进入了新一轮预期推动猪价和均重螺旋上升的阶段。
实际上，从前文分析可知目前压栏及二次育肥提升出栏(宰后)均重并不符合的理性的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而更多的是一种投机性养殖。考虑到国内能繁母猪在 2022 年 4 月见底，5 月开始环比回升，从正常养殖周期推算，供应在 3 月之后应是处于逐步增加的状态，猪价难以形成类以去年那样的强烈看涨预期，由此压栏和二次育肥大概率较上年有所克制，即猪价与均重不大可能形成类似上年那种持续的正反馈的情形。
从典型的二次育肥来看，假定开始入场时购入标猪均价在 14.5 元，育肥料 3.8 元，其他操作成本在 0.5 元/公斤，可以初步测算，假如引入 120 公斤的猪在养殖 30 天和 60 天后出栏成本分别为 16.2 元和 16.52 元，因此，后期应该关注现货价格上行到 16.5 元以上可能出现的集中抛压。
总体而言，生猪出栏(宰后)均重的变化是理性与情绪交锋的结果，一方面会受到现实猪价及边际成本的变化的引导，另一方面又会受到群体对猪价预期的推动。而当生猪出栏(宰后)均重连续上升或下降到一定程度后，又往往意味着形成猪价反向波动的势能，一旦预期兑现程度有限或出现意外冲击，又可能导致猪价向反方向快速波动。2月份以来，猪价改善预期支撑压栏及二次育肥的行为，避免了行业进一步降均重，但从整体产能及供应预期来看，均重与猪价难以像 2022 年那样形成较大的趋势性波动，后期尤其应当关注二育出栏叠加产能恢复导致猪价再次探底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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